寫寫我的志願

政客比瘟疫更可怕的地方,就是信口開河又不相信科學。這份工不需要什麼學歷,靠把口;有名有利,退休後又有津貼。

寫寫我的志願
首都坎培拉聯邦政府的國會山莊

許多人都曾經說過,小時候的作文,一定寫過「我的志願」,或者二十三十年後你會變得怎麽樣這一類的文章。我也許寫過,或者是上課時回答過,但記不得寫了說了什麼志願。那個天天顧著發白日夢的年紀,碰到類似人生要走那一條路的問題,只得胡縐一番。同學之中,不少提及做個警察、消防員和醫生等職業,志向非常清晰。現在回想起來,他們早立大志,目標清晰,𡚒力往前衝,終於圓了第一個夢,實在最好不過。豈像我那麼胡塗,我可能曾經提及想當一個作家。但在我的家庭中,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母親不識字,唯一能寫出的只有她的名字;父親稍有小學程度,懂少許英文,所以筆耕為生這志願好像非常不切實際。那時候只不過多看書,作文稍為像樣,中文的成績比別人好,大家就定會朝這個方向推想你的將來。中文稍好,除了寫作,大家都認為也可教書,尤其教中文是必然的選擇。我的一個鄰居中學畢業考入了師範學院,讀中文教學,然後回到母校當一個中文老師。他倒是從小便立志,而且很有大決心的那種人。那時候他們家中成立了一所類似今天補習社。有一回課後探望他,看見他在一堆小孩當中跟父親幫忙兼顧教導的工作,有板有眼,已經很像個老師了,也許這就是所謂耳濡目染的好例子。想起我遇過許多很好中文老師,他們鼓勵我寫作,幫忙修改許多參加徵文比賽的文章,但奇怪我從未想過當教師。那時候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看書多了,以為就從此懂得了許多人生道理,前面也該有許多路給我選擇。後來才了解自己錯得多厲害。

假如沒有早立志又如何?年輕的我大概是其中一個沒有想過畢業後做什麼工作的笨蛋。大學三年級開課後,同學間閒聊如何渡過悠長暑假。一問之下,才知道大家都紛紛考過政府政務官的考試,正在等待結果。回顧自己,竟然沒有想過大半年後畢業時究竟怎樣,完全沒有留意這些在職業輔導處消息。不過一切都彷佛太遲了。我唯有對着他們苦笑,心底裡發毛。心想為什麼別人已經為自己鋪了一條光明的前路,而我還在無知的享受最後一年的大學生涯,在茫茫中,依照若有若無、若隱若現的前路前行。我開始明白所謂人生的成敗,無關乎起跑線,而是可能就在這些關鍵細節上。到了差不多五月畢業考試前,看到同學報讀考試後開課的兼讀教育文憑,心想這次必須不容有失,跟著報名。這時候才終於看到有點計劃一下自己的將來。兼讀的意思,是立即投入連續兩個月的密集式每天上課,給準教師一個好的職前預備。隨後實際任教時,每週有兩個下午需要再回來繼續上課,直至完成為期兩年的在職訓練課程。這一個決定,就像在本來是台下的觀眾的你,終於到了那片刻要瀟灑地踏上舞台,演一齙自己做主角的戲,而其他台下的人也正在看着你上演的好戲。

原來畢業後的計劃不是這樣。我記得曾經跟一個教授提過,要跟他做學術研究。那天在他的辦公室裡跟他說起我報讀了教育文憑,才發覺自己犯了大錯。原來我沒有搞清楚,我是不能同一時間在一間大學報讀兩個不同的學位課程。結果教授淡然對我說,讀完教育文憑再來找我吧。可是我當了老師了不久,開始慢慢喜歡這一份教學的工作,後來更加記不起那兩年之約了。回想起來,教授可能已經早知道我不會放棄這個教育文憑課程,也極有可能太瞭解我的硏究根本不及水準,要勉強不來,便坦白對我說清楚,免得有任何奢望。那一次離開,慢慢沿長長的學院樓梯走下來,才知道與學術研究這個夢漸行漸遠。那一刻有點捨不得,掩飾不住失望,但也不由得我想太多了。

許多日本劇集裡,主角的一生安穩安份在一個機構工作,從年輕到年老,然後退休。不過人生總有不稱意的時候,一旦面臨公司裁員,生活便出現大問題。日本導演黑澤清(Kiyoshi Kurosawa)的電影《東京奏鳴曲》的情節,就是二〇〇七至二〇〇九年間全球金融風暴下的一個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寫照。香川照之飾演的大公司總務課長佐佐木龍平突然被公司裁員而失業,為了不讓家人知道,依舊每天衣著光鮮,假裝上班,發薪日拿薪金回家。有一次在領取救濟午餐的地方碰上舊同學,因此結伴在一起,後來更邀請他到家中在家人前做一齣戲,表示自己仍在上班,受到重用,每天都很忙碌。後來好一陣子不見舊同學,前往到訪才知道他對前途感到灰暗,早已輕生了。電影中的佐佐木龍平的遭遇,並非特殊,很多現在還在悉尼市中心近火車站露宿街頭的人,不少曾經是大誇國公司的高層,給辭退後無法找到工作,甚至棲身的地方也沒有。窮的意思,既指沒有分文,也指走到生活的末路。你無法相像人最脆弱的時候會這樣:打擊得太重,從此再無法振作起來。《東京奏鳴曲》有個美滿的結局,佐佐木一家又愉快地在一起生活,現實卻往往並非如此。電影確是夢。趁看電影逃避一下,讓緊張的自己有一個喘息的空間,其實很有道理。

Norman Swan寫的書《So you think you know What’s Good For You?》

回想起來,如果留在香港繼續工作下去,現在的我究竟是怎樣?一切都不會重頭開始,我也不會再有另一個人生的選擇。不過我的一個上司曾經教懂我 if you please everyone, you please no one,慢慢懂得這句話原來是真理。多年前的成長回憶,現在當然逐漸模糊了,勉強要記起來,總是有點像柔化的拍攝效果,又像低清的影片,似虛又似真。與其寫過去,寫今天這個世代更有意思,尤其在瘟疫肆虐的一年多裡的千奇百怪的人和事。今天剛好閱讀 Norman Swan寫的書《So you think you know What’s Good For You?》,裡面輕輕帶過他在蘇爾蘭Glasgow的童年,如何影響他選擇醫生作為職業,又如何變成一個澳洲知名的在各大媒體經常出現的醫生。這次瘟疫他一樣大出風頭,曾經在澳洲廣播公司的電視台頻道上向大家提供抗疫貼士,甚至在政府的有關新冠肺炎疫情資訊中出現。在大學他讀醫科的時候才驚覺,自己生長的地方,窮人和富人的平均壽數相差二十五年。知識不足、窮得沒有錢去買有營養的食物和人云亦云的生活態度,都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也因此激發他寫下這本由自己生活習慣說起的書。

瘟疫蔓延下,假訊息紛飛,大家把傳來的消息,看也不看,就繼續傳開去。政客比瘟疫更可怕的地方,就是信口開河又不相信科學。這份工不需要什麼學歷,靠把口;有名有利,退休後又有津貼。如果自己還年輕,寫我的志願,不妨抒懷一下,為什麼不考慮從政?


標題照片:首都坎培拉聯邦政府的國會山莊,拍攝於二〇一八年十二月。


作者保留照片和文字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