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一樣

老病離世是必然,自己學不到鐵石心腸而無動於衷;看到無辜死去的人,依然會傷心。我覺得自己太淡然,少了一點對人的熱情和執著。

世界不一樣
赫爾辛基火車站

數天前是九一一恐襲二十週年,時光飛逝,大家都懂得說世事變得快,唯一的是世界沒有變得更好。二十年前那個在香港的晚上,正是紐約的早上。我剛好回家不久,慣常開啟電視機,卻從熒幕上看到,新聞不斷重複播放其中一架被騎劫飛機撞上紐約世貿中心的畫面。負責旁白的新聞報導員,只是簡單說這是最新收到的映像,詳細資料要待稍後才能証實。我以為是特技場面,但鏡頭抖動,可能拍攝得緊急,似乎不像是精心設計的畫面。我驚訝得只站在電視前看個究竟。然後陸續看到其他補充的消息,才知道並非虛構的電影。這個精心策劃的恐怖主義行動中,包括兩架飛機撞上世貿中心,一架撞上五角大廈,一架乘客和劫機者拼鬥墜毀於田野,目標差不多美滿完成。事後不少評論認為這個恐襲計劃飛機撞上世貿大樓,是傚法不少荷李活災難電影中的繪影繪聲的情節。恐襲主腦知道詳細的畫面一定會由全球新聞媒體廣泛報導,留給觀眾最恐佈的印象。一個發動對平民和政府設施的喪心病狂攻擊計劃,如此細緻周詳,仍然令人不寒而慄吧。

二十年過去了,澳洲大小新聞媒體,不約而同接連數天都大事報導九一一,也有特輯仔細重溫事件的經過。美國澳洲是盟友,當年小布殊出兵阿富汗,拉攏澳洲,當時總理何華德(John Howard)決定派出軍隊參戰,這麼多年來派駐了二萬六千軍隊,四十一名士兵陣亡。但澳洲士兵在戰場上濫殺阿富汗平民,畢竟是不能掩飾的嚴重罪行。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曾經訪問了一個曾經是個澳洲士兵的告密者,同時播出特種部隊的士兵錄像,揭露一個士兵任意射殺手躱在草叢手無寸鐵的平民。今年六月九日,記者Mark Willacy在ABC的網站刋登詳盡的報導,紀錄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特種部隊空降阿富汗第二大城市Kandahar以北,進行殲滅塔利班的任務。直升機在降落期間把地上四散奔逃的十二名農民殺死。執行任務的士兵辯稱農民畏罪逃亡,不能不出此下策。但殺人是不爭的事實,他們的罪行最後交由聯邦警察調查,一名在場的阿富汗農民在訪問的片段中挺身指證,指出屠殺的郊野所在。可惜阿富汗政府已由塔利班接管,曾經出任証人的這個阿富汗人,相信現在已經不知所終。儘管如此,新聞媒體作為制衡的第四權,充分發揮它監督的作用。執政的聯邦政府,當然很不高興。

美國決定撤軍早已有時間表,因為這筆糊塗賬不能永續下去。美聯社為美國政府算一算,的確死傷枕藉:美軍二千四百四十百人死亡,阿富汗軍隊和警察死去六萬六千人,平民四萬七千多人死亡,報導真相的記者死了七十二人。戰爭的總代價換作金錢,是二萬億的負債,即是二之後再加十二個零。亂灑金錢,總有完結的一日。澳洲的軍隊也在最後的數星期回到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機場,接走澳洲僑民和替澳洲軍隊擔任傳譯的阿富汗人。美國這個復仇之戰打了二十年,可謂徒勞無功,証明戰爭沒有勝利的一方。美軍撒走,但承諾繼續為四百萬阿富汗人繼續提供人道援助包括醫療、傷殘和殮葬的費用,又要二萬億美元找數,泥足深陷,雖然未足以拖累經濟,走確是上計,不過到底從利益看,是加或是減,我真的不會算。那麼塔利班是仇敵?還是朋友?國際關係錯綜複雜,每個政府高層有太多的利益盤算。我們這些普通百姓,想來想去都弄不清楚它們之間的恩怨。只是九一一恐襲中近三千個死者中,大部分枉死的都是平民。在世貿中心遺址Ground Zero舉行的紀念儀式中,親人站出來宣讀每個罹難者的名字,不是符號,有名有姓,都是一個又一個無辜的遊魂,來不及向短暫的塵世告別。鏡頭下,許多人的傷痛仍未平復,相信腦海裡也不時會浮現,那個晴朗早上不幸的每一幕。

九一一恐襲後,我們會說,世界的秩序變得不一樣。是的,我們以前旅行多自由,劫機已經許久沒有發生過了,拿着護照和機票往外跑,誰會想到有天飛機會撞上高樓大廈?香港以前的啟德機場位於市中心,降落時飛機在九龍城上空掠過,驚險萬分。跑道短,飛機彷佛直衝往海中才煞停。但乘飛機降落啟德機場,才是平生一種特別興奮的體驗。我們知道飛機師技術高超,從沒有想過會發生什麼意外。九一一恐襲前,記憶中有一年復活節老遠到芬蘭旅行,航機飛八千公里到赫爾辛基。最初以為北歐人對人較冷漠,但那邊的入境處職員沒有板起臉孔,歡迎遊客來旅行。我們只遊玩了兩天,我一直腹痛,沒多久就在酒店中病倒了,躺在床上,只感到疲累和身體發熱。妻子召來醫生,一看我原來是患了急性盲腸炎,叫我馬上到附近的大學醫院求診。迷迷糊糊中做了手術,醒來又睡去,最後知道自己躺在床上,一根幼管從鼻孔伸進喉嚨入腹,手腳還未郁動,只覺得非常痛苦。幾經努力,向護士解釋在港慣吃藥止痛,後來求得止痛藥,才減輕痛楚。切除盲腸竟然是個微創手術,那時未有想過芬蘭的醫療如此先進。我的腹部有三個小傷口,原則上應該復原得很快。只怪自己體質弱,其他的病人手術後很快就起床走動,我還痛得躺着,腸胃還糾纒一起,但看見一個吉卜賽人把鹽水包掛在身上,便在病房四處走動了。

出院後在酒店住上近一個月,體力恢復,才敢坐飛機回港。兩人住的普通酒店包早餐,營養麥皮是簡單早餐中的定食,連續多天吃,結果厭食麥皮,成為我褪不掉的其中一個回憶。但在醫院病禤上,認識了入院做手術的當地人Tikkanen先生。兩個人談天說地來,他竟然說出院後帶我們四處遊玩。五月赫爾辛基港口滿佈浮冰,自己身體還未百分之一百復原,但抗拒不了Tikkanen先生的熱情,由他帶着我們到訪了不少的地方。稍坐他的家,他還自豪拿出一部古老的Nokia汽車電話。因為芬蘭和這個朋友,那時候改用了Nokia的手提電話。復原期間,我的旅遊簽證早已過期,芬蘭政府又沒有申請延期的政策,唯一是申請入籍才可居留,今天豈可如此寛容?那時病好了心急趕回家,寧願放棄入籍的機會。Tikkanen先生送我們到機場。出境沒有什麼關卡,走了幾步就到了登機閘口。這樣暢快的離境倒是第一次。

後來我們又探訪了Tikkanen先生一次,到過許多地方,也認識不少他的朋友。即使有照片留存,我的芬蘭美好時光,逐漸從記憶中消失了。之後我們和Tikkanen先生的聯絡,只靠每年聖誕卡上的幾句話。Tikkanen先生最後的幾年住進安老院,聖誕卡由女兒Maya代筆,通常在一月中才收到。二〇二〇年三月底,我們收到Maya的小卡,上面寫着:「很遺憾告訴你們,父親已經在一月三十日離開人間。死前他仍然充滿活力,離開時好像沒有半點痛苦。」

老病離世是必然,自己學不到鐵石心腸而無動於衷;看到無辜死去的人,依然會傷心。我覺得自己太淡然,少了一點對人的熱情和執著。沒有了Tikkanen先生的芬蘭,相信不會再回去了。多年來學懂的,就是世界有許多美麗的地方,但沒有可愛的人,也不必費神旅行了。


標題照片:赫爾辛基火車站。拍攝於二〇一三年五月,往冰島途中在赫爾辛基停留數小時。使用徠卡相機,50mm鏡頭。


作者保留照片和文字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