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一樣

數天前是九一一恐襲二十週年，時光飛逝，大家都懂得說世事變得快，唯一的是世界沒有變得更好。二十年前那個在香港的晚上，正是紐約的早上。我剛好回家不久，慣常開啟電視機，卻從熒幕上看到，新聞不斷重複播放其中一架被騎劫飛機撞上紐約世貿中心的畫面。負責旁白的新聞報導員，只是簡單說這是最新收到的映像，詳細資料要待稍後才能証實。我以為是特技場面，但鏡頭抖動，可能拍攝得緊急，似乎不像是精心設計的畫面。我驚訝得只站在電視前看個究竟。然後陸續看到其他補充的消息，才知道並非虛構的電影。這個精心策劃的恐怖主義行動中，包括兩架飛機撞上世貿中心，一架撞上五角大廈，一架乘客和劫機者拼鬥墜毀於田野，目標差不多美滿完成。事後不少評論認為這個恐襲計劃飛機撞上世貿大樓，是傚法不少荷李活災難電影中的繪影繪聲的情節。恐襲主腦知道詳細的畫面一定會由全球新聞媒體廣泛報導，留給觀眾最恐佈的印象。一個發動對平民和政府設施的喪心病狂攻擊計劃，如此細緻周詳，仍然令人不寒而慄吧。

二十年過去了，澳洲大小新聞媒體，不約而同接連數天都大事報導九一一，也有特輯仔細重溫事件的經過。美國澳洲是盟友，當年小布殊出兵阿富汗，拉攏澳洲，當時總理何華德（John Howard）決定派出軍隊參戰，這麼多年來派駐了二萬六千軍隊，四十一名士兵陣亡。但澳洲士兵在戰場上濫殺阿富汗平民，畢竟是不能掩飾的嚴重罪行。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曾經訪問了一個曾經是個澳洲士兵的告密者，同時播出特種部隊的士兵錄像，揭露一個士兵任意射殺手躱在草叢手無寸鐵的平民。今年六月九日，記者Mark Willacy在ABC的網站刋登詳盡的報導，紀錄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特種部隊空降阿富汗第二大城市Kandahar以北，進行殲滅塔利班的任務。直升機在降落期間把地上四散奔逃的十二名農民殺死。執行任務的士兵辯稱農民畏罪逃亡，不能不出此下策。但殺人是不爭的事實，他們的罪行最後交由聯邦警察調查，一名在場的阿富汗農民在訪問的片段中挺身指證，指出屠殺的郊野所在。可惜阿富汗政府已由塔利班接管，曾經出任証人的這個阿富汗人，相信現在已經不知所終。儘管如此，新聞媒體作為制衡的第四權，充分發揮它監督的作用。執政的聯邦政府，當然很不高興。

美國決定撤軍早已有時間表，因為這筆糊塗賬不能永續下去。美聯社為美國政府算一算，的確死傷枕藉：美軍二千四百四十百人死亡，阿富汗軍隊和警察死去六萬六千人，平民四萬七千多人死亡，報導真相的記者死了七十二人。戰爭的總代價換作金錢，是二萬億的負債，即是二之後再加十二個零。亂灑金錢，總有完結的一日。澳洲的軍隊也在最後的數星期回到阿富汗首都喀布爾機場，接走澳洲僑民和替澳洲軍隊擔任傳譯的阿富汗人。美國這個復仇之戰打了二十年，可謂徒勞無功，証明戰爭沒有勝利的一方。美軍撒走，但承諾繼續為四百萬阿富汗人繼續提供人道援助包括醫療、傷殘和殮葬的費用，又要二萬億美元找數，泥足深陷，雖然未足以拖累經濟，走確是上計，不過到底從利益看，是加或是減，我真的不會算。那麼塔利班是仇敵？還是朋友？國際關係錯綜複雜，每個政府高層有太多的利益盤算。我們這些普通百姓，想來想去都弄不清楚它們之間的恩怨。只是九一一恐襲中近三千個死者中，大部分枉死的都是平民。在世貿中心遺址Ground Zero舉行的紀念儀式中，親人站出來宣讀每個罹難者的名字，不是符號，有名有姓，都是一個又一個無辜的遊魂，來不及向短暫的塵世告別。鏡頭下，許多人的傷痛仍未平復，相信腦海裡也不時會浮現，那個晴朗早上不幸的每一幕。

九一一恐襲後，我們會說，世界的秩序變得不一樣。是的，我們以前旅行多自由，劫機已經許久沒有發生過了，拿着護照和機票往外跑，誰會想到有天飛機會撞上高樓大廈？香港以前的啟德機場位於市中心，降落時飛機在九龍城上空掠過，驚險萬分。跑道短，飛機彷佛直衝往海中才煞停。但乘飛機降落啟德機場，才是平生一種特別興奮的體驗。我們知道飛機師技術高超，從沒有想過會發生什麼意外。九一一恐襲前，記憶中有一年復活節老遠到芬蘭旅行，航機飛八千公里到赫爾辛基。最初以為北歐人對人較冷漠，但那邊的入境處職員沒有板起臉孔，歡迎遊客來旅行。我們只遊玩了兩天，我一直腹痛，沒多久就在酒店中病倒了，躺在床上，只感到疲累和身體發熱。妻子召來醫生，一看我原來是患了急性盲腸炎，叫我馬上到附近的大學醫院求診。迷迷糊糊中做了手術，醒來又睡去，最後知道自己躺在床上，一根幼管從鼻孔伸進喉嚨入腹，手腳還未郁動，只覺得非常痛苦。幾經努力，向護士解釋在港慣吃藥止痛，後來求得止痛藥，才減輕痛楚。切除盲腸竟然是個微創手術，那時未有想過芬蘭的醫療如此先進。我的腹部有三個小傷口，原則上應該復原得很快。只怪自己體質弱，其他的病人手術後很快就起床走動，我還痛得躺着，腸胃還糾纒一起，但看見一個吉卜賽人把鹽水包掛在身上，便在病房四處走動了。

出院後在酒店住上近一個月，體力恢復，才敢坐飛機回港。兩人住的普通酒店包早餐，營養麥皮是簡單早餐中的定食，連續多天吃，結果厭食麥皮，成為我褪不掉的其中一個回憶。但在醫院病禤上，認識了入院做手術的當地人Tikkanen先生。兩個人談天說地來，他竟然說出院後帶我們四處遊玩。五月赫爾辛基港口滿佈浮冰，自己身體還未百分之一百復原，但抗拒不了Tikkanen先生的熱情，由他帶着我們到訪了不少的地方。稍坐他的家，他還自豪拿出一部古老的Nokia汽車電話。因為芬蘭和這個朋友，那時候改用了Nokia的手提電話。復原期間，我的旅遊簽證早已過期，芬蘭政府又沒有申請延期的政策，唯一是申請入籍才可居留，今天豈可如此寛容？那時病好了心急趕回家，寧願放棄入籍的機會。Tikkanen先生送我們到機場。出境沒有什麼關卡，走了幾步就到了登機閘口。這樣暢快的離境倒是第一次。

後來我們又探訪了Tikkanen先生一次，到過許多地方，也認識不少他的朋友。即使有照片留存，我的芬蘭美好時光，逐漸從記憶中消失了。之後我們和Tikkanen先生的聯絡，只靠每年聖誕卡上的幾句話。Tikkanen先生最後的幾年住進安老院，聖誕卡由女兒Maya代筆，通常在一月中才收到。二〇二〇年三月底，我們收到Maya的小卡，上面寫着：「很遺憾告訴你們，父親已經在一月三十日離開人間。死前他仍然充滿活力，離開時好像沒有半點痛苦。」

老病離世是必然，自己學不到鐵石心腸而無動於衷；看到無辜死去的人，依然會傷心。我覺得自己太淡然，少了一點對人的熱情和執著。沒有了Tikkanen先生的芬蘭，相信不會再回去了。多年來學懂的，就是世界有許多美麗的地方，但沒有可愛的人，也不必費神旅行了。

標題照片：赫爾辛基火車站。拍攝於二〇一三年五月，往冰島途中在赫爾辛基停留數小時。使用徠卡相機，50mm鏡頭。

作者保留照片和文字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