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電影院

你問我《Broker》如何?我不想劇透,只能說這部電影不是是枝裕和的最佳作品,我想我還是較喜歡他的《海街日記》和《比海還深》。

重返電影院
Retford Park National Trust裡的大宅

我走進悉尼喬治街的Event電影院的時候,剛好過了早上十時三十分。上班時間已經過了,工作的人大概都躱在辦公室開會,街頭仍是一片冷冷清清,食店裡只有三三兩兩,想起來這個鐘點,應該是喝杯咖啡,所謂morning tea time 的時候。電影院是悉尼商業中心區喬治街(George Street)的地標,舉行過無數本地和荷里活電影的首映。十號電視台那個胖胖的娛樂新聞女記者,總是在晚間新聞時段出現在熒幕前,爭取在明星進場前那一刻,訪問幾句,背景是瘋狂的粉絲揮動宣傳品和標語。最近一次出席的巨星是否湯·告魯斯(Tom Cruise)?我真的不記得了,但喬治街頻頻出現的明星風采,引來影迷哄動,當然十分理解,只可惜從來沒有這方面的興趣,不會追星,也只靠她才知道有大製作即將上映。說起十號台,又愛又恨,我的智能電視上數碼頻道接收,最近出現了問題。某天十號台忽然在頻道表上消失了,消失得無影無縱,留下是原來的一和十的兩個頻道數字在黑漆的畫面上,中央顯示No Signal的字眼,奇怪得無法解釋。我以為是摸擬訊號那個年代才會出現的故障,現在數碼接收一樣有。我的房子屋頂上的魚骨天線,是搬進來時全新安裝上去的,那個專家說是接收數碼電視廣播最適用。那時候數碼廣播還未推出,根本不能驗証。故障出現後,我更換了數條訊號接駁線測試,又重新搜尋頻道,一無所穫。到了現在我才恍然大悟,很多的器材的所謂高科技的功能,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不過是靠新包裝的舊酒而已。

位於悉尼市中心喬治街的 Event Cinemas

如今電影院裡已經沒有多年前的經典票房設計。我的珍貴記憶還停留在售票處的年代,那些坐在小房間內的售票員,透過玻璃給你看到面前有一張座位分佈表,等你付錢後,然後在電影票上劃上你選擇的座位號碼的種種過程。如果開場後才踏進電影院,漆黑中,帶位員手持電筒迎上來協助尋找座位。因為票上的符號龍飛鳳舞,有時原先坐了下來的人倒要站起來,走回正確的座位,大家自然給弄得一頭煙。今天一切經過電腦系統紀錄,座位不會重疊,所以不可能還有如此的原始售票方法了。算起來,昔日最特別的經驗是有一次帶着幼弟,手持兩張贈券到北角的國都戲院看電影,看得很不愉快。這兩張贈券上面有戲院經理的加簽,比普通的更有權威,表示持有人可以無限制使用。父親按公司的合約規定,一年兩次夜間到國都戲院防滅蟲蟻。為了答謝父親,工作完畢,戲院經理特別贈送兩張換領券給他,好讓家人隨時到來免費看電影,其實是一番好意。不過父親哪有餘閑,贈券就交由我們使用了。那天可能是假日的下午,上映的是一齣賣座的電影,我們來到大堂的時候,樓下的座位賣光了,超特等戲票較貴,還剩下最後兩排座位,不過可能也所剩無幾了。看到這個情況,不想幼弟失望,只好硬着頭皮把贈券遞上,售票處的職員看到贈券,面有難色,但因為有經理的加簽,倖倖然給我劃了兩個座位,然後就說:假若有人購票,你們得要讓出座位啊!結果整齣電影看的同時,我經常看看有沒有帶位員從帳後走上來,請我們立即離座。當時我還是讀初中,作為兄長,有多狼狽可想而知。我既不懂如何處理這些突發的事情,也不懂得據理力爭。不過既然不想再受窘,以後就很少使用這些贈券了。

到底在國都戲院我看過多少電影?竟然沒有什麼印象,但記得特別深的是《天地一沙鷗》(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Richard Bach寫的原著薄薄百多頁,一九七三年給Hall Bartlett拍成九十九分鐘的電影。我買了原書,又看過這部整齣一隻和幾隻海鷗飛來飛去的悶電影,我懷疑那時候的我,定是個白癡。現在如果叫我選擇,David Attenborough製作的動物生態紀錄片,可能更有趣。為了補充我的記憶,在維基百科上搜索一下,才記起Neil Diamond唱過這部電影的主題曲,它還被提名過競選奧斯卡的最佳攝影和最佳剪接兩個獎項。但Neil Diamond曾經興訟,因為電影曾經削去了他的歌曲。至於票房收入,正好和投資相抵,不計宣傳,即是蝕本。我並不後悔看過這部電影。我相信不會重看,但至少它不是一部壞電影。

我記得在香港看《阿凡達:水之道》的時候,除了網上購票,就是走到售賣零食的地方,面對面跟職員買票。今次在Event Cinemas裡,迎面而來的是個年輕人,但戴著口罩,猜不透他的年紀。他揮手叫我來到一個電子屏幕前,問我有什麼座位的喜好。我瞄一眼,選了一個正中的座位,然後給他掃瞄手機上的電影院程式的會員二維條碼,結果票價只是十澳元。這個會員証給我折扣優惠,正午前的特別場十澳元,午後的都不過十一澳元。不過家居附近沒有電影院,只有看準放映場次和地點,然後乘搭火車到來。這次選的電影是《Broker》,可以直接乘搭火車到達、放映時間又在早上的電影院,就是喬治街的這一間。《Broker》是部韓國製作,導演卻是日本籍的是枝裕和。電影的中文名在台灣叫《嬰兒轉運站》,香港叫《孩子轉運站》,都沒有原來韓文和英文名那麼直接,因為電影敘述的就是從事販賣嬰兒的兩人,分別由宋康昊和姜棟元飾演。宋康昊憑此片獲得二〇二二年康城影展的最佳男演員獎。其實這部電影在去年的「悉尼電影節」首映過,到今天才在悉尼的電影院公開上映。

我曾經在網上查看這個場次的售票情況,當你選擇座位時便會看到有多少剩下的空位。印象中售出不超過十張,所以我不用事先網上購票,省下附加的手續費。喬治街的Event Cinemas裡面的大小影院共有十六間,今次《Broker》在第四影院放映,也是全院座位最多(共八百二十五個)的電影院。奇怪進場時只有我一人,散場時也只有我一人,成為了一人包場,是威風,也令人悲傷,肯定是我個人觀影的新紀錄。至於為什麼安排在座位最多的影院,可能是院商的安排,或者晚間場次有多些觀眾也說不定。但在偌大的空間裡,偶爾傳來陣陣的發霉的氣味,只能勾起它的歷史。你問我《Broker》如何?我不想劇透,只能說這部電影不是是枝裕和的最佳作品,我想我還是較喜歡他的《海街日記》(海街diary)和《比海還深》(海よりもまだ深く)。

今次是第二次購票走回電影院,上一次到另外一個商場看《毒舌大狀》。這部電影可能在悉尼斷斷續續放映了個多月,我是故意要走去捧場的。觀眾較多,聽得出都是說廣東話的,可能是像我一樣來自香港,要來捧港產片的場。不過我坐得太接近群眾,忽略了看電影的人,都是純粹為了娛樂自己而來的。我旁邊座位上的一對狀似夫妻的丈夫,不斷對愛人發表他的running commentary,表示他的先知先覺。很無奈地,遇上這個特別認真的評審,令我對再度入場觀賞港產片,有了一份莫名的戒心。


標題照片:Retford Park National Trust裡的大宅。拍攝於二〇二三年三月,使用徠卡相機,24-70mm變焦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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